国家不必借助辛苦的农业、制造业来产生收益了，而靠低成本的印发纸币来累积财富。

杨文在澄清一些误解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逻辑上的推理缺陷，可能引发新的误解。2.大型银行新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平均为6.39%，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6.86%，城商行约为7.7%。

首先，民营资本的持股比例不代表民营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为例， 2012年泰隆银行10万贷款客户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高达99.8%，小微企业贷款余额高达86.5%（工商银行为20％）。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调研时指出："现在看来，融资难、融资成本增加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相比之下，中国的CR5 从1998年的63％急剧下降至2013年的44%。从结果上看，中国银行业在多元演进的同时，国有银行依然牢牢占据支配性地位，而民营银行依然是从属性地位的小角色。

影子银行的兴起，是银行体系低效的直接表现。  一、中国银行业究竟存在不存在垄断？ 杨文认为中国银行业垄断的说法不成立。随着私人资本输出的增加，这种情形持续加重，在引致资本输出国的贸易顺差减少的基础上可能出现贸易逆差。

但面对着中国储备着巨额持续贬值的美元等外汇资产和人民币尚处于升值区间的现实，运用人民币购买海外产品，无疑意味着利益的对外输送。特里芬难题也意味着人民币的对外输出可能要以国际收支和国内金融结构的重要调整作为代价。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将这些实际收益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不仅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而且有着明显的误导。

  作为权益配置机制的国际货币 货币在一国范围内和在国际范围内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其中，交易货币的功能可细化为定价货币、支付货币、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等。

不过，从作为权益配置机制的国际货币角度出发，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继续维护单一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一种国际货币来替代美元的霸权地位，形成新的一币独霸格局，恐怕不应在目标取向之内。在国际经济领域，各国对国际货币的选择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供求双方的市场选择权的延伸。这些安排实际上给了交易各国以货币选择权。从目前国际市场接受人民币的数额和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数额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中国获得铸币税的可能性较小。

这又回到了特里芬难题之中。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任一种商品交易而言，不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缺乏市场选择权就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均衡价格，也就难有市场的稳定运行。上述分析让我们又回到了前一节的问题，即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取向。这些数额的国债远大于截至2012年底的国债余额和2012年的国债净发行额，由此，将引致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运行的重大调整。

这也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取向。毋庸赘言，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角度看，中国应更加重视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使得在对外贸易中人民币国际化损失，能够通过资本输出路径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二是在良币持续扩大其在货币流通领域份额的过程中，倒逼劣币逐步改变其贬值趋势，稳定币值，上升为良币。一方面，切忌不切实际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给中国带来多少利益，忽视它可能引致的利益损失和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

更具体的分析表明，诸如铸币税这些货币国际化的主要收益，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路径中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还可能表现为负向的亏损。因此，尽管当时也存在着由于贵金属供给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贵金属货币仍然能在相当大的供给范围内保持与其使用价值相当的价值。为了对冲长期贸易逆差，不仅国内居民的负债消费需要扩大，而且政府部门的负债消费也需扩大，由此，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看，中国将转变为高负债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元大幅贬值并且最终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体系被破坏，则更像是劣币被逐出了市场。  铸币税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在贵金属货币时期，铸币税是指将贵金属用于铸币应缴纳的税款。当国际货币有利于A国时，交易可能引致他国财富向A国的转移，反之亦然。

从资本项中的私人资本输出看，私人资本输出是货币流入国际市场的又一重要路径。以此计算，2012年的1美元的黄金含量大约等于1971年之前（每盎司黄金35美元）2美分的黄金含量，由此可看出美元的贬值程度以及美国因此所得到的货币税数量。

如果政府资本输出用于直接的商业性投资，它的后期效应与私人资本输出相仿，因此，需要假定政府资本输出不是用于商业性投资以扩展资本输入国的生产能力，而是用于增加资本输入国的公共项目投资和公共福利。生产资本输出，既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性产品紧缺的状况，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精细技术，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又有助于提高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中国经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如果以铸币税为目的，人民币就应该在国际化的过程贬值，但这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对其的信心与接受程度。最后，从金融项看，如果国际货币回流是通过购买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公司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产品的路径实现，那么，情形与私人资本输入相似。

中国在海外的金融分支机构已超过了1000家，有着广泛的区域分布，同时，也有着丰富的金融运作经验。此后，各国通过市场选择，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一路走高。贸易顺差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们认为，将国际货币体系视作各国为了保障资金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利益而进行博弈的均衡结果，将更有助于揭示这种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实质，也有助于避免那种认为可以凭借国际货币地位获得单方面经济优势的错觉。

其二，互换货币侧重于总额结算，尤其是央行间的结算，难以发挥交易货币在每笔交易中的定价、支付和计价等多重功能。将国际收支表中反映的开放型经济中内外经济交互运行的机理和美国国际收支表中反映出的趋势性变化，运用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至少将发生三方面情形的严重逆转：其一，对外贸易由长期顺差转为长期逆差。

在1971年之前，尽管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也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幅度不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稳定，履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从维护国际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来看，在有两种以上货币可选择的条件下，交易各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维护自己权益的国际货币展开交易。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基础主要是美元储备，在储备的美元数额因美元贬值而受到的损失大于人民币贬值幅度小于美元贬值幅度所获得的收益的条件下，中国依然难以获得铸币税。

因此，美元的一币独霸格局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对大多数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而言，在汇价调整到位之前，货币税的缴纳就成为逃脱不了的枷锁。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良币驱逐劣币的方式至少有两种：一是在良币近乎无限的供给中，劣币逐步退出商品交易和金融交易领域。由于信用货币只有投入到交易中才能发挥它作为货币的功能，它的贮藏并不增加价值，同时，在物价变动中可能损失价值。

但这一思路的难题是，这种超主权货币如何发行和回流？以SDR为例（且不说SDR的基础依然是各种主要的主权货币），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既无贸易路径也无投资路径，如何发行SDR使其流入国际市场，又通过什么路径使其回流？也许，超主权货币在全球一统（即不再存在国别区分）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但这显然不是现今之事。二战之后，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与资本的大量输出也是分不开的。

在实践上，铸币税还经常包括了通货膨胀税。例如，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那些使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向美国政府交纳了货币税，令自己的对应财富向美国转移。

由此，中国面临着或者通过利益输出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规模，或者人民币难以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难题。  作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 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